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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意聊吧]论北京大学必须迁出北京：对中国高校改革的另类思考[转]
原创空间, 情感绿洲
我不能发帖子呢？难道我触犯了右派利益吗？岂有此理！！！！！！！！！11 发表于 2007/12/5 13:08:31 |
| http://blog.qq.com/qzone/622006560/1196429763.htm
论北京大学必须迁出北京：对中国高校改革的另类思考
文章附标题所谓“对中国高校改革的另类思考”，其实是源于我正在读的一本书，德国人桑巴特写的《海德堡岁月》。读完《海德堡岁月》，一个以前一直困扰和纠缠了我很多年的老问题又冒了出来：为什么像海德堡这样一个小城市，会有这样一所在全德国数一数二的好大学？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提法是：为什么海德堡大学这样牛逼的大学，会落户在海德堡这样一个小城市？ 关于海德堡这个大学城，《海德堡岁月》的作者桑巴特在书中说：“海德堡是南德一个小巧的大学城，有着数百年的深厚传统，也就是说，大学为城中最重要的机构……城市的生活以大学为中心，不管是知识的、社会的，还是经济的。构成城市人口多数的教授和学生，基本上不是海德堡人，当地居民则靠这些人而活，却不太介入他们的生活。一切和大学有关的东西都会高人一等，并带着某种自负，事实上也是如此。”大学城这个概念不是现在才有的，在西方古已有之，直到现在，很多国家仍然保持着一城一校的基本形态。但中国现在遍地开花的所谓“大学城”，和海德堡这样的大学城，和海德堡这样的大学城，或者荷兰莱顿、格罗宁根那样的大学城，再或者美国剑桥那样的大学城，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500)this.width=500'>500)this.width=500'> 从城市的角度来看，一所大学所撑起的一座城市，就算再大，也不会大到哪里去，大学之为城，这本身就已经够奇特了，而对于我来说，更为奇特的却是，为什么一所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学，竟然会建在一个那么小的城市里（当初还没有那么多大学人口的时候，海德堡这个小地方的原住民能有多少），而且还能够办得那么成功，保持其巨大影响力？这再把这样的问题推而广之，为什么英国最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不在首都伦敦？而美国最好的大学不在首都华盛顿？而乔治城大学这所华盛顿特区里面最好的大学，在美国，我估计也就是个二流吧。再者，为什么美国公认最好的城市不是首都而是纽约？而为什么最好的大学却又不在纽约而在波士顿旁边的小镇上？而这个国家其他几所牛校如加州伯克利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却在加州旧金山这样的过气城市或旁边有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帕拉阿图市，而著名的加州理工大学则位于洛杉机市以东车程约40分钟的波莫那市。等等等等。 老是琢磨这些问题的结果是很自然会联想到我们自己：按照我们的国情，最好的东西，一般意义上讲，都要集中到最好的地方，由此，最好的大学当然必须在首都北京（还有其他很多的“最好”也集中在北京）——为什么是北京？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或者教授、学者的总量中，扎堆挤在北京的，绝对要占到其总数的三分之二——为什么都在北京？而在咱们中国，一座人口十余万的城市（考虑到中国人多基数大，就算人口50万的小城市）想要办一所全国一流名校，这不是在讲笑话那又是什么？ 500)this.width=500'>500)this.width=500'>500)this.width=500'> 我把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归结为长期以来一直以不同形式发挥着作用的中央集权制。为什么现在的南京大学在全国也算是牛校？大家总结出很多原因，我看都有道理，但南京这个城市曾经做了二十多年首都的传统，无疑为这所大学在今天的牛逼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如果以当年中央大学的建制而将南京大学和以前叫南京工学院的东南大学合并在一起，其势力当超出北京大学无疑了。当这种集权制受到某种外在因素威胁或破坏的时候，牛校“首都化”的现象也会被打破，所以，北洋政府那时，因为要抓京城各学府里的捣乱分子，结果不少高校比较会搞事的教授们都跑到外面去逼风。 那时，偏居一禺的青岛大学、厦门大学等二三线的大学也就占了便宜。后来抗战时期，桂林有一阵子聚集了不少文化人，桂林的大学也就因此拜战争之赐来了一些精英，可战争一结束，大家也就做鸟兽散了。最著名的例子是西南联大。这所当年中国最好的大学在云南那么差的环境里也能办得有声有色，其实只表明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态现象。 虽说这证明了躲在偏远山区也能把书教得很好把学问做得很出色，但大家心里清楚得很，这一切不过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时局稳定事态正常了，他们还是可以回北京的。事实正是这样，抗战结束后联大拆散了之后各奔东西各自回京城（南开回天津），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里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实在想象不出，当年西南联大如果干脆呆在云南不要北归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在那样一个远离首都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个中国的海德堡大学诞生呢——好像昆明在地理位置上与北京的关系也很像极了海德堡与柏林？就算当局有意这么做，可为此丢掉了大城市生活的老师学生们恐怕也不会答应吧。
但稍微认真想想就知道这完全不可能。中国古代士大夫，凭借科举之便，基本上走的就是一条条条道路通京师的路子，以前我读李白的《蜀道难》时就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那蜀道之“难”之“险”，是相对于它通往的唐都长安而言的。翻越艰难的蜀道去往长安的漫漫长路，无异于一条前路茫茫危机四伏的宦海险途。李白一向无心仕途，所以不从蜀道而改行长江三峡顺流而下轻松出川（“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样，他成了中国古代文人中的一个异类。 上面所说，事关作官，还好理解，教书做学问，一头扎进京城大邑，其实好象还真没那个必要。其实大家都明白，“山高皇帝远”比较适合造反或流放但未必不适合做学问。所以，作为古代大学的一些顶级牛逼书院，像白鹿洞书院啊船山书院啊什么的，其不在京城反而有助于那些大儒们思想的自由伸展。显然，这种好传统到建国以后基本丧失了。现在，你看看中国排名最靠前的几所牛校，哪个不在首都或者中心城市？非省会的小城市，基本上不可能有什么好大学，而我的母校厦门大学偏安东南一禺，到八十年代上半叶还没机场（好象是1985年建成通航）和直通大城市的火车（以前只有一班通上海的特快），能办成那么个不错的水平，靠，真的是奇迹。 西方的情况和中国比起来的确有很大差异。在近代民族国家还没有建立之前，欧洲除了罗马以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堡这样集宗教王权于一身的帝国之都以外，哪里有今天国家行政最高权力所在地的首都啊。所以，像康德这样的大哲能够在戈廷根这样的小城里悠闲散步，去构筑宇宙秩序这样的事情，在当年实在不算稀奇。至于说到海德堡大学，我敢坚定无疑地说，像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这样的哲学大师，可以在海德堡这样的小城里梳理他的“轴心时代”、召唤“时代精神”和搭建他的“视界融合”这样一类的事情，在中国肯定是不可能出现的。
上承中国传统士大夫传统的现世文人们，虽说到了20世纪，可眼睛也基本是瞄着京师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做舒芜的文化人，上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桂林的一个中学教员，曾经因为有才而投奔胡风并爆得大名，成了胡风手下的一员干将。建国后想靠着胡老大从小地方桂林调进北京工作。可当年一直困居上海同样进京而不得的胡风因为夙敌周扬得势，他连自己的官运都保不住，哪有本事罩着小弟啊？最后急于进京发展的舒芜，把他与胡风之间的私人往来信件交给周扬（这成了揭露胡风反党集团的重要证据），换取了一张通往京城的车票。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常规的情况是，像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当年这些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他们不在首都北京呆着都还不行，因为喜欢讨论学问的毛主席对他们基本上是要求“随叫随到”的吧。你总不可能让毛主席拨个电话，然后他们纷纷不远万里打四、五个小时的“飞机的”来中南海砍一两个小时的哲学问题，然后又打飞机的回去吧（据说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历史学家湖南人周谷城应招去中南海和另一个湖南人毛主席讨论历史问题，就是打飞机的——专机）。
与上述这些体制问题不同但又绝非无关的是，我想，造成这个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恐怕是中国城市发展在格局上的不均衡吧。中国城市长期以来所形成“京沪”双城争霸的格局，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社会资源分配上的失衡。别的不说，至少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没多久就慢慢都集中于北京，而上海的一两所大学之所以还能济身一流，当然得益于其中国城市老二的地位。至于其他城市，则从一开始就不具备整体性的优势而只在某些局部环节上占上风。 比如，长春的工科高校里，汽车方面的专业会比较厉害，长沙则是冶金比较牛逼，青岛、大连等海滨城市则在海洋科学方面独占先机，兰州很自然由于其地缘因素而在核物理及凝聚态物理等一些和造核武器直接有关的专业上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地方高校的牛人慢慢成事以后，谁不想往京城里跑啊？而专业带头人一走，学校在某一方面的优势也就垮掉了。整个留下来不去的，很大一部分我觉得都是比较有家乡观念的人。 我的母校厦门大学历史系以前有个牛教授叫傅衣凌，治明清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至少排名可如前三吧，当年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就一直留在厦大没去北京，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是福建人。但就是因为留在厦门这样一个偏远之地，其对学术资源的占有以及其影响力的发挥，和北京一些资历和水平远不如他的同行教授相比，就要吃很大的亏。而上海一些高校里的人文学科还有不少的牛教授，很多就是江浙籍贯，去北京，过日子毕竟水土不符，更何况，江浙一路文化人士，历来对京派文化也一直不怎么感冒。 大学牛校首都化或中心城市化，本来也好象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其资源配备不合理背后的另一个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不良影响，我到觉得是很容易导致做学问的人心态上的浮躁、学术态度的膨胀。这种浮躁和膨胀所带来的“中心化”趋势，完全不是由其学术精神的自由和自我意识的独立而来，而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地域和权势这样一些非学术的因素而来的，所以，名气大了，地位高了，就很容易摆出居高临下的学霸架势来吓唬人和欺负人，今天上某个电视节目忽悠一下，明天则去某个论坛吆喝几嗓子，今天去某个派对露露脸，明天去某个企业讲讲学，今天做做评委，明天当当嘉宾，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书房很大很多书很漂亮，但坐在里面读书做学问的时候却很少，偶尔坐下来，也不过就是上网更新一下博客，和同行打打口水仗。而相反，大家其实也知道，做学问是要有相对清净的环境的，呆在一些偏离中心城市的小城市里，肯定比较容易把心静下来去思考去研究去做学问——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想想当年康德猫在戈廷根这样的小城里，每天可以不受打扰地在他那条著名的“哲学家小路”散步的情形，我想在喧闹的大都市里应该难觅踪迹吧。毕竟，做学问不是做官嘛。中国古时候的那些做大学问的人，在京城或大城市的，好象还真没几个。而在国外，二十世纪很多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思想，我不用去统计就敢断言，至少有一半，是出自那些小地方的学校（有些是地方小学校名气也小，更多的则是地方小学校却爆牛）。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某某学者很厉害很牛逼，我通常都要看看他是哪个山头上的，如果是京城里的，那我觉得这种牛逼就得打点折扣甚至大打折扣，而如果他出自像什么烟台大学、宁波大学、汕头大学这样一些既非京沪有非省会城市的，我会觉得那恐怕应该算得上是真正的牛逼了。但如你所料，他们在下面小地方一旦拼了老命牛逼起来以后，也就在这种小地方呆不住了。
或许有人会觉得在今日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做学问之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互通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是国际学术交流的大码头，对学者们乃至学生们学术视野的拓展、学术资源的占有、学术交通的便捷等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重要影响。但是——我不得不说但是了，依我看，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其实都是扯淡。这所谓的学术视野之宽、学术资源之丰与学术交通之便，跟城市之大实在没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 人家雅斯贝尔斯能在海德堡这样的小地方胸怀世界放眼宇宙，我们就不能在小地方小城市放眼一下胸怀中国放眼世界吗？而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啊、欧洲啊等地方，开办在小地方的那些名声震天的牛校，不但在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没有衰败的迹象，而且办得越来越红火。倒是我们中国，那些开办在大城市里的大学，和许多年前相比，我看也未必牛逼到哪里去了。我以前看过有专家著文拿过去办在偏远地方的西南联大和今日之北京大学来比较，结果不用说，教授以及学生们的水平，无论比思想水准及其原创性，还是比专业学识丰厚与广博，从相对的层面上看，今日之北大、清华简直没法比。或许有人又要把责任推到什么社会制度啊学术环境啊等等原因上，但其实我倒觉得，正是那种长期以来把优质资源都往首都或中心大城市划挪的做法，导致了权势化和商业化对学术思维和人文教育的彻底侵蚀。
有人或许会觉得我这样说是瞎掰，其实，当年最了解中国知识分子也似乎最懂教育的伟人毛主席，早就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纵然有千般不好，但主席对高校下狠手的一些做法，我觉得是绝对正确的。其中有一个狠招就是把集中在中心城市的高校拆解开来在发配到小地方去继续办学。我没做过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对全国的情况不了解，只是记得我所在的江西省，就把位于省会城市南昌的江西大学和江西工学院解散了，分别重组，迁移到赣西北的武宁县（靠近陈寅恪家乡修水不远）和赣东北的景德镇。我老爸当时就在景德镇理工科大学教书，带着我住在单身教工宿舍里，他上班的时候我去市里的小学上课，下了课就和院子里的其他同学一起去学校边上的昌江游泳。玩疯了以后就去江边的田里偷农民的甘蔗和莲藕吃，或者去周边的瓷器厂里偷瓷器玩，被人抓到后就是一通暴打然后叫周老师去领人。但他经常是不来领人，原因是要忙着上课或给工农兵学员做辅导。那时，社会还处于文革的混乱时期，我老爸却能那样兢兢业业公而忘私地为党的教育事业辛勤工作，这对我后来入教育这一行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毛主席当年的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很可惜随着他老人家的去世便无疾而终了，文革结束，那些学校又纷纷复辟回城。今天，到处又在搞什么高等教育改革，搞了这么多年了除了花掉不少纳税人的银子外，基本就是把学校合并来合并去，或者扎堆拧到一起搞什么大学城，其他的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联想到这么多年来的瞎折腾，我觉得倒不如效仿毛主席当年的做法，把那些名校牛校，从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或其他一些省会中心城市搬出去迁到小城市里。这样不仅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以往让人头痛的大学生们上街扎堆闹事的麻烦，还可以让老师学生们戒除浮躁心态，一心向学。而学生家长也可以因为孩子在一些生活水准比较低的小地方读书，而减轻一些生活费上的负担。加上小地方社会风气相对比较单纯一些，小孩子也不容易变坏，家长尽可以放心。此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高校改革的“祛中心化”的策略的推广，顺便还可以全面振兴地方教育，提高小地方或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于国家于个人，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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