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两位在现代国际生物或生命科学界著名的海归科学家饶毅和施一公，在竞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选举中，先后落选，引起包括当事人的反弹（如饶毅宣布“今后永不参选”）在内的不少议论。特别是接下来，当获悉施一公在今年四月份，同时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的双料外籍院士之后。虽然不排除其中可能有某种“政治逆反（或对着干）”因素的影响。但不能不对此一极具对比、讽刺意味的新闻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从这个有普遍代表性意义的现象中，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作进一步探讨。
笔者对这两位科学家涉及的领域，绝对是一窍不通的外行，所以没有资格在学术层面上，对他们“该不该当选院士”来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但是却可以从他们在海外曾经取得过的学术成就或职位的判断上，相信他们都是有真才实学和领军能力的科学家。更在读了对他们回国后所作所为的报道后，凭自己多年成功实践经历锻炼出来的判断（真相）能力，确信他们都是“具有良知、敢于批评、揭露社会不正之风”、真正有资格成为社会“栋梁、脊梁骨”的知识分子，并表示由衷的钦佩。虽然从饶毅已经发表过的文字或访谈中，可以发现他（可能还包括施一公）同样具有近代史上中国读书人的所有不足之处。如政治上容易犯诸如“天真、幼稚、片面、主观和一厢情愿地想当然”的等通病。而这种通病的“病根”，就在于他们始终没有认识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原则区别（前者的研究对象是性质固定不变的物质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后者的研究对象，是个性各个不同的人，或由人组成的社会之间的互动），更不知道社会科学是不能靠简单数学模型，而必须用“模糊思维（或理论）”来处理的学问。这才是为什么当年梁漱溟、马寅初之类的大读书人，在挨了毛泽东的“整”之后，还要心服口服地、对他喊“万岁”的原因。因为他们从真才实学中形成的正确判断是非能力，和社会实践的教训，让他们获得了“自愧不如”的自知之明。可惜他们始终还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初级层次，所以派不上真正的大用场--从本质上去认识或改造社会。充其量只能因为他们往往能够接近高层，因而可以充当揭露社会黑暗或不公平表象的“高级狗仔队”，再出一点似是而非的“馊主意”而已（比如坚持嚷嚷“制度改革”，就是典型“政治幼稚病”的特征。欢迎挑战质疑）。关于这一点，其实中国文化对他们早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定论。可惜他们自己却浑然不知，一味沉浸在学术象牙塔中，自我感觉良好、心无旁骛，一门心思经营着自己的专业擅长。但对整个自然科学界的客观而言，他们能够涉及到的领域，只能说是在广袤的自然科学中“沧海一粟”般的一亩三分“自留地”。而且更不知道他们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必须具备的“专心致志、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等优点。一旦进入社会的大千世界，就成了“智商有余、情商不足”的缺点。自己的“科技精英”身份，马上就变成不受人待见的“政治饭桶”。这只要看看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曾担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李远哲，改行从政后“惨不忍睹”的“台独”表现，就知道了。他的一点也不值得骄傲、更被民众抛弃和遗忘的从政之路，足以成为后来者的前车之鉴！
这些科技精英们，可能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因为自己取得的专业成就，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才能，忘记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哲理。更不能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充其量只不过是“三百六十行”中，行行都会出的“状元”之一』往往以自己擅长领域里的长处，跟社会或周围同事们的短处相比，产生了“一览众山小”的错觉，普遍形成了“文人（读书人是也）相轻、持才傲物”的“小范围窝里斗”陋习，更因“同行是冤家”的、丛林法则式竞争的动物思维，成为形成中华民族“一盘散沙”特色的根源之一，这绝对是有根据的。
笔者当年曾近距离接触过一位朋友。这小子自幼生长在受到百般呵护的家庭环境中，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却毫无社会经验。57年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到一中等城市参加工作后，当上一名车工学徒，进入了“大跃进”年代。却因学生时代对无线电的爱好，积累下来的知识和动手能力。机缘巧合地，被借调到当地的科学研究所。靠仅有的一本介绍“半导体收音机”的书籍，在单位不惜工本的支持下，为当地试制成功了一台“超外差式半导体收音机”。自己也挟这样的成绩，轻易地跳出枯燥乏味的工作岗位，转入科研部门。从此在领导的充分信任和放手支持下，一发不可收拾地屡创佳绩，成为要“重点培养”的技术尖子。可惜此人除了一心扑在自己的专业爱好中以外，对其它一窍不通，只知道一味实话实说地“以直报怨”。以至于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大多数干部都世故地跟领导一起当了“保皇派”。偏偏这家伙不信邪，因为不愿看到青年学生一旦“造反失败”后必然会遭到“镇压”的严重后果，以及不满当时的各级官员中，的确存在官僚主义或其它一些不尽如人意（却比现在好得多）的表现。居然义无反顾地、带头跳出来“造反”，最后成了该系统造反派的总头目。只是因为自己丝毫没有任何个人动机或野心，更看不惯造反派的某些所作所为的人品。所以在本单位“夺权成功”后不久，就毅然彻底脱身退出，回到自己的专业本职岗位，成了“不抓革命专促生产”的逍遥派。更因为没有任何劣迹或把柄。在文革后的“清算”中，至少在表面上创下了“全身而退、毫发无损”的奇迹（有机会时，欢迎方舟子去打假）。更成为科学《新理论》提出科学“因果论”的一个原始启发依据。
但不幸的是，当文革以后，所谓“科学的春天”来到时。他却受到同事们的“重创”，居然连“工程师”的职称都没有评上，尽管他当年，就是因为帮这些同事们的一个完成不了的项目“擦屁股”、而且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后，才被“先借后调”过去的。后来却反而因“学历不够”而被挡在门外，受到不公平的羞辱。只是因为他始终“（以直报怨的）本性难移”，在“抗议无效”后，就毫不妥协地，当着全社会，公开摔掉了自己的“铁饭碗”（坚持辞去国家干部的公职）。也为笔者留下一段可以就事论事的范例。
现在来看，虽然他当年那点整体微不足道的成就，完全不能跟今天饶、施二位杰出的人才相提并论。但是却可以从他当年的遭遇中，联想起这饶、施二位今天的类似的处境。证明这种现象本来就是中国社会积重难返的痼疾，更是“胡乱解压缩”中国文化造成的恶果。所以只要不从文化的本身进行检讨、并着手改进的话，就不要指望对这种积弊加以“根治”。除了迫使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去“乘桴浮于海”、为他人作嫁衣裳外，就谈不上要去想圆什么“中国梦”了。这才是今天的中国上下，都应该引起重视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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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17 15: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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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施一公现象的表象和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