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科学《新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基础上，完成的拙文《论社会》中，已经厘清了几个不可或缺的基础结构性概念：一，人类是生活在天（宇宙）地（地球）之间的一种唯一具有可以由“人性”来控制和约束生物“天性（自私、贪婪、欲望）”的特殊生命，处在“天”之下和一切其它生物之上（所以佛教所谓“众生平等”的概念，有虚伪、错误、不科学和难以自圆其说、只能骗人之嫌、不能以理服人）的一个特殊层次中。在承担“替天行道”--主宰地球上一切万物的生杀权力的同时，对保证地球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正常有序的运行，以及为后果买单，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二，社会是一个如“紫禁城”般人造的“非自然生态小环境”，以便在有限范围之内，独自享受在动物世界中享受不到的物质文明，而尽量不影响甚至破坏大自然母系统的正常运行。所以根据“原子学理论”的科学原理，在社会内部理应有跟“丛林法则”相反的运动规则和方向，一定要保持对“原子核”般母系统（大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有足够大的离心力，才能不被再次吸引回去、重新融合、湮灭；正是这两个基础结构性概念，形成了可以靠自然科学般“以理服人”手段，来进一步讨论和实践的可行性平台。
有一个众所周知、却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常识，那就是在大规模商业活动或集市贸易的互动来往中，为了保证相互间“有比较才有鉴别”的公平合理、不至于利用权力或武力来欺行霸市的条件或氛围。必须有一个被所有人一致公认和接受的度量衡器（如尺、秤和钟表计时器等）作为标准。否则的话，社会就不可能保证活动正常、有序的进行，只能回到需要遵守“丛林法则”的动物丛林中去（现在已经出现这种迹象的苗头），这是只要稍微有一点生活经验和联想能力的中国人，都可以心领神会的（正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是也）。所以任何鼓吹要绝对“自由”的人或理论，只能给它们下一个“进化不到位”的结论，除了说其是“返祖”以外，没有更恰如其分的形容词了。那么，既然在一个相对简单的贸易来往中，都需要一个被一致公认接受的标准度量衡（秤、尺、时间等）。又为什么在一个远比贸易来往要复杂得多的社会人际交往行为中，不应该建立起一套判断是非的“度量衡”般、价值观标准体系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就是日益有“地球村”趋势的人类社会，客观需要有一个被一致公认和接受的、类似“标准度量衡”的普世判断是非标准的原因。
其实这种诉求，早已经存在于东西方很多读书人和有识之士的潜意识中，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是非标准，来协调、规范全人类社会的行为，从而达到世界和平、和谐、有序的目的，于是就“因运而生”地、出现了一个所谓“普世价值观”的新概念，希望在全世界建立起一套如标准度量衡般的标准系统，其用意和出发点的正确性无可非议，而且根据电脑软件“向下兼容”规律，理应产生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基础之上，因为只有这种文化才能为建立这样的普世价值观，提供足够丰富的全部内涵。那么，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以中国文化来诠释的话，可以将其压缩为“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只为顺口、易记，没有孰轻孰重的排位）。我们只要认真、准确地，掌握这五个字的精华要义，在需要时将其解压缩开来，就可以用来作为规范社会行为决策的指导或参考，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例外：
所谓的“仁”，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行为准则。人类生活在以集体分工合作为主的社会中，联系密切并相互依赖。由于天性的影响，而使得合作和竞争同时存在。但社会中合作的比重和重要性都远大于竞争，而人类是有强烈感情需求的生物，所以精神上的感受会明显影响能力和效率的发挥。因此古往今来，在“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统治集团”、和“代表大多数基层社会人利益的被统治集团”之间，尽管有利益分配的矛盾甚至冲突。但聪明一点的前者，都懂得营造一个好一点的环境气氛，来改善相互不满的情绪、尽量避免出现对抗性的破坏事件。因此，要求相对的强者，能够保持“友善”“乐于助人”“平等待人”“不持强凌弱”的态度，就被作为“仁”的标准来提倡，以保证社会相对有一个和平、和谐、愉快的合作氛围和客观环境。“仁”和“爱”之间，虽然有一定的类似甚至关联，但是有境界、层次的区别。一旦“仁”被忽视或削弱，两个集团之间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和对立就会突显出来，最后发生尖锐的对抗，暴戾之气上升，社会就趋向恶质化，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什么是“义”？义就是负责任、有担当，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以及自我牺牲精神等品质，是特别用来约束自私这种“天性”对社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这是保证人类社会生活中，相互间正常活动的最基本、最起码的规则，是建立分工合作和公平竞争的基础。因为人生活在一个必须共同合作和相互依赖的社会中，在这尽可能地工作（甚至要做并不想做的工作），而又要有节制地取得回报（哪怕这种回报总是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这两者都是和自私的天性“格格不入”的，所以需要以提倡上述的的那些品质来平衡或抵消自私的负面影响。可惜在中国，由于大部分时间处在封建专制的极权统治之下，整个人性受到压抑，“义”自然也得不到重视、提倡。却在黑社会或少数人要进行非法活动或造反时，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为了团结一致来抵抗官府镇压或社会多数人反对的需要，而特别强调“义”的价值，虽然目的未必正确，但却证明“义”的确是团结合作的有效保证。久而久之下来，成为他们的传统特征。再经过各种艺术的宣染，反而好象成了黑社会的“专利”或形象代表，而正常社会中却在极尽“忘恩负义、尔虞我诈”之能事，又怎么能指望它会好得起来呢？
其实“义”也本来就是西方社会推崇的道德标准。从耶稣为救世人上十字架、受到欢迎的侠盗（如罗宾汉、左罗）、英国的“绅士风度”等，无不含有“义”的精神。而当今社会出现的不少问题，无论从经济危机到总统的弹劾案，都可以从“义”是否忽略的角度去找出一点原因。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义”的社会，能够保持稳定和谐、更不要说会长足进步了；
什么是“礼”？“礼”就是指现代概念中的道德和法律。既然人类社会是一个人造的“非自然生态环境子系统”，就一定要有自己的运动规则。按照原子物理学常识，为了不被以丛林法则为运动规则的母系统吸引，重新回归动物世界。就需要有一个跟丛林法则完全相反、甚至“对着干”的运动规则（如丛林法则强调竞争、人类社会就要提倡分工合作；丛林法则规定“弱肉强食”、人类社会就提倡“济弱扶贫”；丛林法则规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人类社会就要强调“团结互助、合作共赢”等）。以便产生足够大的“离心力”来抵消母系统的吸引力。这个新的运动规则，就是道德和法律的规范。这种规范经过抽象概念化後，就是“礼”。通俗点来说，道德是正面的精神规范，就像高速公路上方的“路标”，指出正确的行为方向；而法律是给出行为不可超过的极限，像道路两旁的“栏杆”，起纠正和具体阻挡的作用。由此不难看出，“礼”是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运行的最基本的保证，其中道德决定社会的质量和方向，法律用来克服可能的阻力和破坏。中国古代先哲提出过一句口号曰“克己复礼”，可以解释成“为了遵守道德和法律，要克制自己的天性行为”。这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的确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无论是理论或实践都已经证明，包括人类在内一切生物所具有的“天性”，会离间社会的合作、阻挠正确方向的发展进步，只是由于人类能够依靠理性的思维，总结出用道德和法律来约束“天性”的有效方式，才得以做到任何其他生物做不到的事。所以，正确的观点是：人类要想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不断进步，必须懂得坚持依靠道德和法律（复礼），来约束那已经有害无益、却永远无法消除的“天性”（克己）。也许可以认为，人类文明的进化历史，就是一部“礼”和“天性”反复较量的记录。其实今天出现的“自由化”思潮，本质上就是一种“返祖现象”的危险趋势，而对付这种趋势的“克星”就是“礼”；
所谓的“智”就是代表“聪明程度”的智力或智慧。是对个体社会人的素质要求，而这种素质、是需要通过对知识的努力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的。因为一个特定社会的整体素质（或文明程度），取决于这个社会中所有个体社会人的平均智力的合成。根据科学《新理论》的“民主观”，认为『构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必须具备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领袖的独裁、和绝对（但有定义域限制）的言论自由。两者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言论自由”的质量或有效性，是要由社会人的智力来决定的。否则所谓的“言论”，就沦为“鸟啼蛙鸣”级别的“想说什么说什么”的丛林层次了。这更是中国人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最后由民主转向彻底的独裁的深层次客观原因，因为他始终没有受到真正有智慧、有水平的“言论自由”的约束。最后膨胀成为无法无天的封建帝王，对中华民族犯下跟他的功绩一样大的罪过。而中国人当时整体表现出来的愚昧、盲从和不智，也是难辞其咎的。而今天全世界表现出来的所有灾难或不堪，都无一不可归咎于大多数被吹捧为民主“大众皇帝”的人的，阿斗般无能和不智，以及西方的精英集团，在错误的社会理论影响下，同样表现出来的“愚蠢”（想想他们在处理包括“斯诺登事件”在内的国际外交事务中的拙劣表现、就知道了）。所以将对“智”的要求纳入“普世价值观”，乃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否则，人类有退回到丛林世界，重新跟畜生为伍的危险；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信”，“信”就是诚信、信用或信誉。普遍应用在国际间的条约协议、银行的借贷业务、企业间的买卖合同和日益普遍的信用卡，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等，无一不都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之上。是人类社会活动能够平稳、正常运行的基础和保证。更是区别“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高等动物”的重要逻辑特征。其实在中国文化中，早就有“人无信而不立”之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今日世界的种种灾难或不堪，大到国与国之间的背信弃义，中到政府或企业的信用破产、小到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恰恰都是因为“诚信缺失”所造成。
由此可见，如果用“仁义礼智信”的普世价值观来衡量今天的国际社会的话，就不难发现，整个是一个“不仁不义，无礼无信，且缺智少慧”的状态。这才是当前人类社会真正的“病根”之所在。要是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末日般灾难、甚至难以为继的困境的话，反倒是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了。所以在现代化资讯无远弗届、恶性循环相互影响的今天，『为全人类社会建立起一个经得起推敲质疑、可以“以理服人”并切实可行的“普世价值观”，以保证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鉴别和比较的标准，而不致陷入重回动物世界般的尴尬』理应成为对症的“处方”和当务之急的措施。
也许有人会提出，要把宗教界的所谓“博爱平等”、民主人士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或古代中国文化推崇者提出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甚至四维八德之类的概念，统统装进“普世价值观”。粗看起来，未必没有道理。但是如果仔细推敲的话。可以认为这些概念不是有偏颇不确之嫌（欢迎挑战质疑）、就是已经属于那个“五字真言（仁义礼智信）”的高度包容之中了。何况要建立一个“普世价值观”，本来就是一件事关全人类的大事，理应由更多有识之士一起来“共襄盛举”。本文只不过是挟中国文化当仁不让的“天命”，带头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而已（当然还有一个“公私兼顾”的心理，那就是作为“试金石”，让自喻为或被当做“社会栋梁”和“良知代表”的东西方读书人，以他们的实际表现，留下代表自己真实智力或智商的痕迹，作为“证据”，来供后人评说）。
这里想起一则可以作为本文结尾的笑话。说『爱因斯坦与三个人闲聊。一个人的智商150，爱因斯坦说让我们谈谈天体物理。另一个人的智商100，爱因斯坦与他讨论哲学。最后一个人的智商只有50，爱因斯坦说，那我们只能研究通货膨胀了』）所以这个“普世价值观”问题，当然只能通过科学解压缩中国文化后、正本清源的科学《新理论》来阐述。而把经济危机之类“小儿科”问题，留给当代经济学家们去“皓首穷经”了。
最后要顺便提醒一下：我们不是总在喋喋不休地嚷嚷什么“软实力”吗？其实科学而高明的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真正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软实力”。不要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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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8/12 19: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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