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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燕华，外交部英文专家、原翻译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随即到外交部工作。1971 — 1975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任我常驻代表、副代表外交活动的口译和他们在安理会等各种联合国会议发言的笔译任务。1975 — 1985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期间，担任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翻译。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联合公报的谈判，以及其他国家与我国的建交谈判。1985 — 1988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1989 — 1990年，任驻欧共体使团及驻比利时使馆参赞。1991 — 1994年，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担任笔译定稿。1994 — 1998年，任驻卢森堡大使。1998 — 2003年，任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现任外交部外语专家。主要译作有：合译并审校《命运悠关的决定》、《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豪门秘史》、《大座钟的秘密》，《企业家 -世界名牌创始人小传》等及《第四帝国的崛起》、《领导者》部分章节。
交给我的任务是谈外交翻译，怎么办呢？“外交翻译，一字千金”，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不能用金钱衡量，还是用一种比喻的说明，说明外交翻译的重要性。
外交是干什么的？是很清楚的，外交在世界上的关系当中是最高的层次，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的面也是很广的，大到主权、国家安全、经济关系，小到一些移民问题，在国外侨团的利益等等，这全是外交。所以，很难说哪一个是外交翻译，它涉及的面很广。就像蔡武主任所说的，我们中国的翻译的特点跟别国不一样，我们必须是从母语译成外语，这是很困难的，主要是口译。口译有的时候两边都得翻译，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有中文了，提供中文翻译。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有的时候我们听不懂，我还得翻译一遍，实际上两边都得翻。外交翻译，总理一直是非常重视的，他说这项工作很值得，不能轻视这一行，他对外宾说，没有翻译，重要的事情，我们双方一起坐着相对无言，动都动不了，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外交翻译，其实对所有的翻译都是一样，只不过因为我今天讲的是外交翻译。
我想从三个方面讲讲它的特点：
第一，政治敏感性。这是外交翻译和很多翻译的不同点，当然别的领域的翻译也有这个问题，只是在外交翻译当中它更加突出一点。主要的是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方面的问题，翻译就特别敏感。我就简单讲一讲关于台湾称谓的问题，这个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了，开始的时候不是特别清楚。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大陆，是中国大陆，对台湾而言，它是我们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加入国际组织的时候，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时候，因为台湾已经是成员了，它的经济发展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要把它完全驱逐出去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仍然以中华民国的名称留在亚行又是不行的，所以经过艰苦的谈判，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改名为“台湾”。后来加入国际奥委会和APEC的时候，又出现了台湾的称谓问题，那时候就改成“Chinese taipei”，这是用“P”，不是用中国大陆的拼音来拼，而是用台湾的拼音来拼，当然出于大局考虑我们也接受的，所以总的来说，在台湾的称谓上必须要明确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在翻译的时候要有一根弦。
在亚太经合组织当中，它的成员，中国一共是三个，大陆、香港、台湾。怎么称呼呢？不能都说是成员国，那两个不是国家，这时候翻译就要注意，这些在我们的脑子里都必须是很清楚的。当时香港回归的时候，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享有高度自治的，但外交和国防是属于中央政府的，在口译当中，有的时候领导会出现口误，这时候翻译就有一个纠错的功能，自动纠错。周恩来总理曾经指示过我们的外交口译人员说，外交谈判，谈判代表本人的水平固然很重要，但是翻译也很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地方纠正过来，这就属于这么一个现象。而且有很多别的时候也是有的，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见他的时候，不太习惯说尼克松先生，说着说着就说“尼克松同志”，翻译不能这样翻译，所以翻译都有个纠错的过程。
从词句上也有不够恰当的，也要纠正过来。有句话，香港特区将会保留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活方式。照字面意的话，“保留”是怎么理解？人们就可能很快想起来英文里的意思，但是中文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前面的东西完全不动保留下来，另外一种是港人治港，可以有自己的政府，但是政府里面的人不会全部都保留下来，因为我们是港人治港，原来英国的这些官员们就得离开。所以，开始的时候翻译是不对的，不符合我们的政策，后来就改了。
第二，关于领土争议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同一些国家还有一些领土争议，在涉及到争议地区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各有各的名字，比如说钓鱼岛，我们就叫钓鱼岛，日本叫做间隔群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跟我们有不同的叫法，这时候翻译人员都要有了解，要弄得比较明确。这方面的例子比较多。
第三，吃透我方领导的意图，在外交工作中要注意尊重对方。国际上外交有个惯例，那时候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时候，联合国开会，可以把一个国家批评得很厉害，但是不能点它的名字，特别是不能点领导人的名字，如果这样的话，他觉得太差了。这从两国关系中还是要注意的，所以我们的领导人也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像李肇星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还有在跟外国人的交谈中，他明明知道是哪个国家，就说是“某个国家”或者“某个超级大国”，这时候翻译如果稀里糊涂把这个国家说出来了，就等于是完全砸锅了。这也是一方面政治上的敏感性。
当然，有的时间还要直截了当。比如说像去年的时候，日本首相小泉不断地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参拜二战时的甲级战犯，他们的解释是参拜靖国神社是参拜日本为国捐躯的军人，而不是参拜二战时的甲级战犯。我们李部长讲的时候，他干脆把靖国神社不说了，他就说小泉首相去参拜二战时期的甲级战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没有什么好辩论的，这个时候翻译也得跟上去，不要说惯了就是参拜靖国神社。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值得注意的。
第四，词语的选择和政治敏感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外交上咬文嚼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举个例子，中国人讲关心和关注讲得很多，就是来表示对某一个问题的主意，作为英文有好几个选择。比如说有个邻国发生外交政变了，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某某的局势十分关注，正在进一步了解事态的发展。现场翻译所选择的词汇，意思却包含了对他的局势的忧虑，好象是我们对他这边不赞成，对方就提出交涉了。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某一个国家领导人到中国来治病，他身体不是太好，我们说我们对阁下的健康很关心，开始有个翻译翻译成你的病很重了，我们很担忧。这样不好，那么到底怎么翻译呢？就像今天蔡武主任说的“三贴近”里说的，要贴近他们的思维方式，说明我很关心你的健康。诸如此类的，说明我们对他的关心。
第二方面，背景情况一定要了解。还想引用一下周总理对翻译人员说的，他说做口译是不容易的，知识面要广，资料要多，来得要快。知识面广、资料多，就指背景情况，要翻译，要多看谈话记录，领会精神，按谈话精神来译，不是一句一句地译。
参加外交谈判的翻译人员脑力劳动强度很大，要做记录，怎么能够减轻脑力劳动呢？如果你对这个知识很熟悉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是关键的要记下来，什么可以略。在有些问题上，要加重语气，什么地方速度要放慢，让对方充分地消化，这就可以做到得心应手。翻译不免得会漏一两个词或者短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对背景情况很熟悉的话，你就不会漏最关键的词，不关键的事儿你都说得很全。所以，背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再举几个例子，讲讲背景知识对翻译准确性的影响。有一个很老的例子，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斯里兰卡有个“米胶协定”，这个“胶”是什么？当时的领导人说话不像现在说普通话，有口音，说是“xiangjiao”，到底是“香蕉”还是“橡胶”，根本搞不清楚，知道了这个背景你就不用问了，也不至于翻成“banana”。所以，这是背景知识的问题。
另外，在准备过程中，有的时候要对一些国家的地理状况、主要产品要清楚。那时候非洲有个国家的领导人跟我们说他们有个“cassava”，淀粉很多，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充分利用起来。翻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尽管这不是政治敏感性很强的，但是很关键，因为不知道下面全都翻译不下去了，后来我们大使馆的领导人知道是木薯，就可以翻译了。所以，有的地方的地理、经济发展情况，也是需要翻译充分掌握的。
第三方面，对双方的关系要有很好的了解。我曾经碰到过这么一个例子，就是马其顿，我们同马其顿是1993年建交的，但是1999年的时候，台湾给它收买去了，我们就跟它断交了，终止了外交关系，到2001年的时候又复交了。后来他们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中马关系十年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我们说，中马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十年，不平凡怎么理解？在中文里，中文是个很含糊的语言，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很含糊。不平凡可以说不同寻常，也可以说是特别、非凡、出色、了不起的，可以有多种选择。因为年轻的翻译不太了解中马关系的历史，实际上我们关系当中有曲折，有不好的地方，是这个意义上的不平凡，如果知道它的背景、知道它的历史的话，就会知道这个不平凡的意思是有曲折。后来翻译的比较含蓄的说明了问题，这样就把中马关系当中的十年的情况大体上用一个词总结出来了。
另外，欧盟现在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欧盟要建立一种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应该怎么翻译？如果知道欧盟历史的话，就知道这个联盟怎么翻译了，如果不知道的话，翻译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描述两国领导人的会谈的时候，我们经常讲坦诚的交谈。中文是个单音节的字，很多时候是两个音节、四个音节放在一起，有的时候是重复的意思，有的时候不一定重复，像“坦诚”，一个是坦率，一个是真诚，到底把它落脚在坦率还是真诚？这里面又有学问了。如果两国谈得是比较好的，而且分歧不是很大，但是还是把大家的意见全都说出来了，那就可以用坦率。而有的时候，两国谈得也挺好，但是大家还是有很多分歧的，那还要有一个真诚。翻译坦诚的时候，就要知道两国关系的程度。
另外，翻译还要担任一些解释的任务。我可以稍微简单谈一下，对我们经常要涉及到的关键的文件、关键的词的内容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对于口译来说，有些关键的文件里面的一些词你都必须要背出来，像那时候谈中美关系的时候，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公报的一些关键的句子，另外中美建交和上海公报里一些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具体每个字都要背出来，都要很清楚。我们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经常同外国人介绍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就说中美关系要以三个公报为基础，对美国人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其他国家来说，特别是有些发展中国家不知道这三个文件是什么，你得说清楚，哪一年是干什么用的。817公报，是8月17号，但是哪一年的是干什么的，是1982年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公报，这样人家才清楚。另外，像中日关系，日本人说深刻地反省，反省是从日文那儿过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联合声明里是怎么说的。
最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关于文化上的不同。文化上的不同有一个政治术语的问题，我们中国人的政治术语很多，比如说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我们领导人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翻译所用的词汇，我查了外国的字典，最主要的翻译是享受，所以现在应该改一改。类似这种东西在历史上也很多。比如说实用主义，字典上翻译实用主义是好词，而我们中文的实用主义不是好词，所以在反恐斗争中，实用主义双重标准都是有害的，它的实用主义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
对方习惯的问题，我稍微简单讲一讲。我们中文讲“血肉关系”一点不觉得难受，血肉凝成的友谊，两岸同胞的感情血浓于水。如果翻译成“血”，人家感觉很难受、恶心，所以我们就要变一变翻译。我们要尽量避免这方面的问题，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把皮和毛都翻译出来了，人家也觉得很恶心，也弄不懂。所以，翻译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词语有现代性，有时代的变迁，这点很重要。过去冷战时期的缓和和现在时期的缓和是两个词，冷战时期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现在不用了，而现在的缓和是用relaxation，绝对不能用detente。还有一个我们说人权是一个基本生存权利，过去我们确实是the right to life，后来不行了，美国反堕胎一来，变成了一种反堕胎的口号，后来我们就改了。
成语和诗句的解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一点，所有的成语和诗句的解释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受众的理解程度，中国人的哲学是抽象思维很多。你听温家宝的记者招待会上也用了大量的诗句，但是如果不加以解释的话，人家不懂。
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去年李肇星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碰到一个小国的记者，他说我是来自一个小国家的记者，我要问一个问题。李肇星反应很快，马上就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中国人一听就知道了，小国还是平等的，我们不会怎么样的。我们的翻译就是这么翻译的，后来第二天李肇星用英文加上了一句，第二天我看见网上的记者大概不懂英文，说外交部的翻译翻错了，李肇星纠错，其实不是的。是翻译没有经验，缺少补充一句，如果补充一句的话就清楚了，为什么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东西要加以解释的。
另外，我们的有些成语可能在英语里可以找到相似的，最特殊的就是同舟共济，在英文里是大家都处于困境，而我们的意思重点是要帮助。所以，要引用英文的成语说明中文成语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要对双方成语的意思有彻底的理解。
以上都是我个人粗浅的看法，可能有的看法不一定准确，希望大家能够讨论，而且加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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